在真实的历史中,吴石最终暴露了身份,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遗憾。在与被称为“活阎王”的谷正文进行暗中较量时,吴石并没有明显的破绽。他之所以暴露身份,主要是因为受同志所托,同时也与当时在台湾开展的情报工作有关。当时,大家过于乐观,甚至有些麻痹大意,导致了这一结果。
因为《沉默的荣耀》正在热播,很多人都对吴石的潜伏经历很感兴趣。不过,网络上的信息很多,而且乱糟糟的,尤其是吴石被揭露和被捕的过程,具体且有逻辑的细节并没有说清楚。这几天,老黑查阅了一些权威资料,现在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还原一下——
1949年11月,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,执行秘密情报任务。她身上带着两封短笺,这些短笺是她的上级万景光写给吴石和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。可以确认的是,吴石和蔡孝乾虽然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,但在台湾岛上从未见过面,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。朱枫这次去台湾的任务是与吴石会面并获取情报,如果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,她不应该同时携带两封信件,并且不应该轻易与蔡孝乾见面。一旦他们见面,就意味着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产生了间接的联系。对于吴石提供的情报价值来说,这样的间接联系是非常危险的,并且严重违反了纪律。
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。
朱枫到台湾后,第一个见的人是代号“老郑”的蔡孝乾。
蔡孝乾在一家叫“三荣行”的南北货店遇到朱枫。蔡孝乾告诉朱枫,保密局正在追查一份在南部某学校流传的涉及共党的刊物《光明报》所开展的大搜捕。在这一过程中,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被逮捕。由于风声太紧,他和一些同志正准备随时撤离城市,隐居山林。然而,他有一位在台湾居住的大陆亲戚,想尽快送她出去。蔡孝乾听说朱枫在警务部门工作,便询问是否有办法帮这位亲戚办理出境证,或者请朱枫的舅舅帮忙也行。
朱枫这次去台湾,吴石用“大舅”作为联络时的代号。
蔡孝乾提到的那位内亲,实际上是指他的小姨子兼情妇马雯鹃。
对于蔡孝乾的这个请求,按照通常情况,朱枫本应该拒绝。但是,因为两人是朋友,出于朋友间的感情,她并没有拒绝,反而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
两人见面后,约定每周三在同一个时间于“建昌行”碰面。临别时,蔡孝乾向朱枫要了他在台北的女儿女婿家的电话号码,朱枫到台湾的理由是去看望女儿女婿,因此他会住在他们家里。蔡孝乾随手把这个电话号码记在了一张十元的新台币上。
这类重要且敏感的信息应该牢记在心,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常识。蔡孝乾的这种做法表明,他在对抗敌人时显得非常松懈,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
第二天,朱枫和蔡孝乾见面后,顺利地与吴石取得了联系。因为朱枫去台湾的理由是探亲访友,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,吴石决定把他们以后见面和交换情报的地方选在了自己的家里。
两人再次在吴公馆碰面,情报交接非常顺利。完成任务后,朱枫拿出蔡孝乾交给她的照片和字条,低声对吴石说,还希望吴次长能帮忙一个忙。“分店”里有一位叫刘桂玲的小姐急切想要回大陆,需要办理一张出境证,不知道吴次长能否让手下帮忙办理一下?
吴石琢磨了一下,点头同意了。
这次见面后,两人商量好了,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四点,朱枫都会去吴家大院,把吴石提前准备好的情报文件取走。
当朱枫几乎要顺利完成所有任务,已经开始计划回家的日子时,没想到却遇到了意外。
1950年1月的下旬,朱枫按照约定去到了“建昌行”,准备与蔡孝乾见面。没想到蔡孝乾却让人送来了一个字条,自己并没有露面。
那张字条上写着,称呼对方为陈太太,括号里注明代号是朱枫。提到的老吴,其实是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的代号。字条中说老吴这次的生意亏了本,这里的“亏本”实际上是指被捕。还提到现在的情况不太好,没法进行交易。接着说打算外出,让对方不必再等自己,并希望对方早日成行。字条的落款是郑字,括号里还提到刘小姐的事情,不用再办理了,并且还附上了谢谢的字样。
蔡孝乾发来预警信息后,朱枫迅速赶到吴公馆,讨论撤台事宜。网上有一种说法,说吴石冒险给朱枫签了一张《特别通行证》,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朱枫匆忙飞往舟山,并没有使用《特别通行证》,而是通过吴石太太王碧奎堂弟王参谋在空军方面的关系,由吴石最得力的助手聂曦直接送上飞机的。
这次见面,朱枫告诉吴石,刘小姐的事不用办了。
朱枫这话有些晚了,聂曦出面后,刘小姐的出境证已经办好。而且,她还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痕迹。
朱枫到达舟山的过程非常顺利。
在舟山,朱枫正打算坐船前往上海时,突然被逮捕了。
被舟山抓住后,朱枫立刻意识到肯定是蔡孝乾出了问题。
1950年1月29日,蔡孝乾在谷正文的追捕下终于落网。从蔡孝乾身上,谷正文搜到了一张马雯鹃的假身份证。这张假证上贴着一张真实的照片,这让谷正文怀疑马雯鹃可能已经逃出了国境。于是,谷正文前往警察局,将所有申请出境者的照片一一比对。最终,他发现一个名叫“刘桂玲”的年轻女子申请出境的照片,竟然与马雯鹃的照片一模一样。
再次核查“刘桂玲”的出境文件时,谷正文注意到她是以“军属”身份申请的,文件中注明她是“刘永榘高参的女儿”,目的地是从台湾前往定海;更为重要的是,在申请材料的右上角还贴有一张代办人的名片,名片上写着“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”;而刘小姐的住址则记录为“杭州南路某巷某号”。
根据前面的三条线索,谷正文很快明白了,“刘永榘高参”这个人根本不存在,“杭州南路”的那个地址现在属于一家电力公司的招待所,目前是空房。唯一可以直接查证的人是被委托来办证件的“交际科长聂曦”。谷正文知道聂曦是吴石的重要助手,因此认为这是吴石露出的一个重大破绽。
聂曦被秘密逮捕后,在特务的逼问下,为了保护吴石,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供述:他说自己是吴石以前的下属,经常去吴石家里。他提到那张出境证是吴太太让他帮忙办的。他还说不认识刘桂玲,因为要以军眷身份办理,所以编造了“刘永榘”这个名字,地址也用了吴石家原来的地址。最后他说拿到出境证后就交给了吴太太,其他情况他一概不知。
谷正文非常狠毒,得知聂曦费尽心机得到的口供后,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对付吴石的最佳时机,于是就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“请”到了保密局。
吴太太在审讯室里尽力周旋,为了保护丈夫,最后只好说,她办这张出境证是按照一位香港来的陈太太的请求。
陈太太是一位很特别的人。她生活低调,却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名字或许不太为人所知,但她的经历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作为一个女性,她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魅力。她总是以一种平和而坚定的态度面对生活,给人一种温暖又可靠的感觉。
蔡孝乾本有实力回答这个问题,但在第一次被捕后,他选择半真半假地背叛,带领特务进行抓捕行动时,他抓住了一个机会逃走了。然而,逃出来后,蔡孝乾依然过于放松,缺乏斗争精神,很快又被特务再次抓获。
被第二次逮捕后,蔡孝乾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叛变了。
谷正文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,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。其中最让他留意的是一个十元新台币,钞票背面的角落里写有一个电话号码。
谷正文问蔡孝乾电话号码是从哪儿来的,蔡孝乾心里防线彻底崩溃,说:“这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位从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。”
谷正文继续追问: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
蔡孝乾说:“朱谌之就是朱枫去台湾时用的名字,对于这个人,我们也用陈太太这个称呼。”
谷正文拿起电话,为了核实蔡孝乾提供的信息,他拨通了“陈太太”家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,他问道:“陈太太在家吗?”
电话里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,回答说:“她两天前坐空军的飞机去定海了。”
根据这个情况,谷正文得知“陈太太”朱枫已经逃到定海,于是赶紧在舟山群岛开始大规模搜捕。
可惜的是,在那个时刻,朱枫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,却还是没能逃出那张黑暗的网。
在第一次抓蔡孝乾的时候,谷正文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看到了“吴次长”三个字。但是,因为吴石是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,谷正文不敢仅凭这三个字就对吴石采取行动。
蔡孝乾再次被抓后,事情发生了变化,特别是当陈太太的真实身份被揭露时。谷正文非常狡猾,为了得到吴太太的口供,他故意哄骗她,说当年吴次长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,自己只是一个科员,全靠吴次长的提携才升到了上校。现在有人怀疑吴次长有问题,如果她能说出陈太太和吴次长的真实关系,他会尽力帮助吴次长渡过这次难关。
吴太太不知道陈太太的真面目,也没察觉到谷正文的话里有诈。因为她急着想证明丈夫的清白,最后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,但这其实非常重要:吴石在家里曾多次与陈太太见面聊天。
谷正文得到了这份口供后,基本上弄清楚了吴石的具体情况和他与陈太太的真实关系。经过向上级请示,他没有释放吴太太,而是直接带人去了吴公馆。
谷正文在会客厅中语气强硬但不失礼貌地对吴先生说,这么晚来找他是因为他夫人的事情,上级坚持要他亲自处理。听到勤务兵的通知后,吴石穿着睡衣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吴石站起来,很平静地说:“好的,我这就去。”
吴石说完后,回到房间换上了草绿色的便装,方便军队行动。然后,他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,叫来一个年纪较小的女性孩子,轻声告诉她一些事。但此时,谷正文看到吴石和那个小女儿在低语,急忙上前制止,要求吴石如果有什么话要说,应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,而不是在别人面前低声交谈。
吴石觉得谷正文特别讨厌,回身来到客厅坐下,语气冷淡地说:“我不会去的,你能把我怎么样?”
谷正文提出警告,说:“这是我们职责所在,希望吴次长能够理解。如果不去,根据上级的指示,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完成任务。”
说完后,谷正文转过身,出门离去。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外。
吴石明白,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,这时,两个小特务已经做好了强行带走他的准备。
年幼的女儿学业有成,看到这一幕,迅速从那用作睡觉休息的房间里冲出来,一把拉住爸爸,扯开嗓子大声哭起来。
吴石轻轻地摸了摸小女儿的头,然后安慰道:“学成,不要害怕,爸爸走了之后,妈妈就会回来的。你得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,努力学习!”
话语一落,吴石留下了他的小女儿在哭泣。随后,伴随着两声抽泣,他和两个特务一起坐进了黑色轿车的后座。从此以后,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国民党的情报单位在处理完“吴石、朱枫”案件后,于1950年7月在香港的一本名为《新闻天地》的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,文章题目叫做《破案始末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详细介绍了吴石被捕的经过。
不过,根据1994年谷正文写给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编者的一封题为《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》的信中提到的,在保密局逮捕吴石之前,吴石已经在前一天服用了许多安眠药,在被捕的时候还试图用左轮枪自杀。
如果谷正文说的这些话是真的,那么吴石被抓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——
吴太太被带走后,吴家的房子被特务严密监视。吴石发现情况不对,那天晚上他吃了安眠药想结束生命,但很快被特务发现,他们冲进来阻止。吴石在清醒时又拿出手枪,再次尝试自杀,但手枪被特务抢走,最后他被逮捕了。
吴石被捕后,被单独关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的保密局监狱。这座监狱原来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作为军人监狱使用的。牢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,通风极差。特务通过频繁的审讯,有时甚至持续24小时以上,还有“轮番审讯”,试图摧毁他的意志。
据参与调查的国民党官员李资生回忆,吴石的案件是最棘手的,“他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配合调查,始终拒绝回答问题”。
据说,吴石在保密局的监狱里受到了很多残酷的待遇。
在纪录片《沉默的荣耀》中,特务使用了一种残忍的手段,那就是将竹签钉进吴石的指甲缝里,企图以此逼迫他交代情况。然而,吴石从头到尾只说了八个字:“死不足惜,自由可贵”。
《星岛日报》曾报道,吴石在受审时遭受酷刑,被灌入辣椒水,导致左眼永久失明。
2009年,台岛的一个狱友刘建修讲述了吴石被特务粗暴地扔进牢房的情景。当时吴石身上伤痕累累,皮肤上有的地方红肿,有的地方发紫,腿也肿得很厉害。这些都表明吴石遭受了严重的暴力对待。
根据吴石在监狱里的笔记,从3月5日到4月7日,他经常被审问,每次审问都让他特别紧张,心里感到非常难受。结合其他囚犯说的“断了三根肋骨”和“皮肤变成红紫色”的伤痕来看,可以推测他遭受过持续的毒打和电击。
在遭受酷刑时,吴石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。
吴石将军在敌人劝降的威胁面前,始终坚定不移,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。他用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,坚守自己的信仰,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所有。面对敌方头目毛人凤的劝降,后者承诺只要写下悔过书就能恢复原职,甚至还能去日本接受治疗,但吴石却在纸上用鲜血写下:“死不足惜,自由可贵”,并加了一句:“来世仍选此路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