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真实的历史中，吴石最终暴露了身份，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遗憾。在与被称为“活阎王”的谷正文进行暗中较量时，吴石并没有明显的破绽。他之所以暴露身份，主要是因为受同志所托，同时也与当时在台湾开展的情报工作有关。当时，大家过于乐观，甚至有些麻痹大意，导致了这一结果。

因为《沉默的荣耀》正在热播，很多人都对吴石的潜伏经历很感兴趣。不过，网络上的信息很多，而且乱糟糟的，尤其是吴石被揭露和被捕的过程，具体且有逻辑的细节并没有说清楚。这几天，老黑查阅了一些权威资料，现在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还原一下——

1949年11月，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，执行秘密情报任务。她身上带着两封短笺，这些短笺是她的上级万景光写给吴石和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。可以确认的是，吴石和蔡孝乾虽然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但在台湾岛上从未见过面，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。朱枫这次去台湾的任务是与吴石会面并获取情报，如果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，她不应该同时携带两封信件，并且不应该轻易与蔡孝乾见面。一旦他们见面，就意味着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产生了间接的联系。对于吴石提供的情报价值来说，这样的间接联系是非常危险的，并且严重违反了纪律。

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。

朱枫到台湾后，第一个见的人是代号“老郑”的蔡孝乾。

蔡孝乾在一家叫“三荣行”的南北货店遇到朱枫。蔡孝乾告诉朱枫，保密局正在追查一份在南部某学校流传的涉及共党的刊物《光明报》所开展的大搜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被逮捕。由于风声太紧，他和一些同志正准备随时撤离城市，隐居山林。然而，他有一位在台湾居住的大陆亲戚，想尽快送她出去。蔡孝乾听说朱枫在警务部门工作，便询问是否有办法帮这位亲戚办理出境证，或者请朱枫的舅舅帮忙也行。

朱枫这次去台湾，吴石用“大舅”作为联络时的代号。

蔡孝乾提到的那位内亲，实际上是指他的小姨子兼情妇马雯鹃。

对于蔡孝乾的这个请求，按照通常情况，朱枫本应该拒绝。但是，因为两人是朋友，出于朋友间的感情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

两人见面后，约定每周三在同一个时间于“建昌行”碰面。临别时，蔡孝乾向朱枫要了他在台北的女儿女婿家的电话号码，朱枫到台湾的理由是去看望女儿女婿，因此他会住在他们家里。蔡孝乾随手把这个电话号码记在了一张十元的新台币上。

这类重要且敏感的信息应该牢记在心，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常识。蔡孝乾的这种做法表明，他在对抗敌人时显得非常松懈，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

第二天，朱枫和蔡孝乾见面后，顺利地与吴石取得了联系。因为朱枫去台湾的理由是探亲访友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吴石决定把他们以后见面和交换情报的地方选在了自己的家里。

两人再次在吴公馆碰面，情报交接非常顺利。完成任务后，朱枫拿出蔡孝乾交给她的照片和字条，低声对吴石说，还希望吴次长能帮忙一个忙。“分店”里有一位叫刘桂玲的小姐急切想要回大陆，需要办理一张出境证，不知道吴次长能否让手下帮忙办理一下？

吴石琢磨了一下，点头同意了。

这次见面后，两人商量好了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四点，朱枫都会去吴家大院，把吴石提前准备好的情报文件取走。

当朱枫几乎要顺利完成所有任务，已经开始计划回家的日子时，没想到却遇到了意外。

1950年1月的下旬，朱枫按照约定去到了“建昌行”，准备与蔡孝乾见面。没想到蔡孝乾却让人送来了一个字条，自己并没有露面。

那张字条上写着，称呼对方为陈太太，括号里注明代号是朱枫。提到的老吴，其实是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的代号。字条中说老吴这次的生意亏了本，这里的“亏本”实际上是指被捕。还提到现在的情况不太好，没法进行交易。接着说打算外出，让对方不必再等自己，并希望对方早日成行。字条的落款是郑字，括号里还提到刘小姐的事情，不用再办理了，并且还附上了谢谢的字样。

蔡孝乾发来预警信息后，朱枫迅速赶到吴公馆，讨论撤台事宜。网上有一种说法，说吴石冒险给朱枫签了一张《特别通行证》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朱枫匆忙飞往舟山，并没有使用《特别通行证》，而是通过吴石太太王碧奎堂弟王参谋在空军方面的关系，由吴石最得力的助手聂曦直接送上飞机的。

这次见面，朱枫告诉吴石，刘小姐的事不用办了。

朱枫这话有些晚了，聂曦出面后，刘小姐的出境证已经办好。而且，她还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痕迹。

朱枫到达舟山的过程非常顺利。

在舟山，朱枫正打算坐船前往上海时，突然被逮捕了。

被舟山抓住后，朱枫立刻意识到肯定是蔡孝乾出了问题。

1950年1月29日，蔡孝乾在谷正文的追捕下终于落网。从蔡孝乾身上，谷正文搜到了一张马雯鹃的假身份证。这张假证上贴着一张真实的照片，这让谷正文怀疑马雯鹃可能已经逃出了国境。于是，谷正文前往警察局，将所有申请出境者的照片一一比对。最终，他发现一个名叫“刘桂玲”的年轻女子申请出境的照片，竟然与马雯鹃的照片一模一样。

再次核查“刘桂玲”的出境文件时，谷正文注意到她是以“军属”身份申请的，文件中注明她是“刘永榘高参的女儿”，目的地是从台湾前往定海；更为重要的是，在申请材料的右上角还贴有一张代办人的名片，名片上写着“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”；而刘小姐的住址则记录为“杭州南路某巷某号”。

根据前面的三条线索，谷正文很快明白了，“刘永榘高参”这个人根本不存在，“杭州南路”的那个地址现在属于一家电力公司的招待所，目前是空房。唯一可以直接查证的人是被委托来办证件的“交际科长聂曦”。谷正文知道聂曦是吴石的重要助手，因此认为这是吴石露出的一个重大破绽。

聂曦被秘密逮捕后，在特务的逼问下，为了保护吴石，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供述：他说自己是吴石以前的下属，经常去吴石家里。他提到那张出境证是吴太太让他帮忙办的。他还说不认识刘桂玲，因为要以军眷身份办理，所以编造了“刘永榘”这个名字，地址也用了吴石家原来的地址。最后他说拿到出境证后就交给了吴太太，其他情况他一概不知。

谷正文非常狠毒，得知聂曦费尽心机得到的口供后，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对付吴石的最佳时机，于是就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“请”到了保密局。

吴太太在审讯室里尽力周旋，为了保护丈夫，最后只好说，她办这张出境证是按照一位香港来的陈太太的请求。

陈太太是一位很特别的人。她生活低调，却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名字或许不太为人所知，但她的经历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魅力。她总是以一种平和而坚定的态度面对生活，给人一种温暖又可靠的感觉。

蔡孝乾本有实力回答这个问题，但在第一次被捕后，他选择半真半假地背叛，带领特务进行抓捕行动时，他抓住了一个机会逃走了。然而，逃出来后，蔡孝乾依然过于放松，缺乏斗争精神，很快又被特务再次抓获。

被第二次逮捕后，蔡孝乾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叛变了。

谷正文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，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。其中最让他留意的是一个十元新台币，钞票背面的角落里写有一个电话号码。

谷正文问蔡孝乾电话号码是从哪儿来的，蔡孝乾心里防线彻底崩溃，说：“这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位从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。”

谷正文继续追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蔡孝乾说：“朱谌之就是朱枫去台湾时用的名字，对于这个人，我们也用陈太太这个称呼。”

谷正文拿起电话，为了核实蔡孝乾提供的信息，他拨通了“陈太太”家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他问道：“陈太太在家吗？”

电话里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，回答说：“她两天前坐空军的飞机去定海了。”

根据这个情况，谷正文得知“陈太太”朱枫已经逃到定海，于是赶紧在舟山群岛开始大规模搜捕。

可惜的是，在那个时刻，朱枫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，却还是没能逃出那张黑暗的网。

在第一次抓蔡孝乾的时候，谷正文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看到了“吴次长”三个字。但是，因为吴石是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，谷正文不敢仅凭这三个字就对吴石采取行动。

蔡孝乾再次被抓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特别是当陈太太的真实身份被揭露时。谷正文非常狡猾，为了得到吴太太的口供，他故意哄骗她，说当年吴次长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，自己只是一个科员，全靠吴次长的提携才升到了上校。现在有人怀疑吴次长有问题，如果她能说出陈太太和吴次长的真实关系，他会尽力帮助吴次长渡过这次难关。

吴太太不知道陈太太的真面目，也没察觉到谷正文的话里有诈。因为她急着想证明丈夫的清白，最后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，但这其实非常重要：吴石在家里曾多次与陈太太见面聊天。

谷正文得到了这份口供后，基本上弄清楚了吴石的具体情况和他与陈太太的真实关系。经过向上级请示，他没有释放吴太太，而是直接带人去了吴公馆。

谷正文在会客厅中语气强硬但不失礼貌地对吴先生说，这么晚来找他是因为他夫人的事情，上级坚持要他亲自处理。听到勤务兵的通知后，吴石穿着睡衣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
吴石站起来，很平静地说：“好的，我这就去。”

吴石说完后，回到房间换上了草绿色的便装，方便军队行动。然后，他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，叫来一个年纪较小的女性孩子，轻声告诉她一些事。但此时，谷正文看到吴石和那个小女儿在低语，急忙上前制止，要求吴石如果有什么话要说，应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，而不是在别人面前低声交谈。

吴石觉得谷正文特别讨厌，回身来到客厅坐下，语气冷淡地说：“我不会去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谷正文提出警告，说：“这是我们职责所在，希望吴次长能够理解。如果不去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完成任务。”

说完后，谷正文转过身，出门离去。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外。

吴石明白，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这时，两个小特务已经做好了强行带走他的准备。

年幼的女儿学业有成，看到这一幕，迅速从那用作睡觉休息的房间里冲出来，一把拉住爸爸，扯开嗓子大声哭起来。

吴石轻轻地摸了摸小女儿的头，然后安慰道：“学成，不要害怕，爸爸走了之后，妈妈就会回来的。你得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，努力学习！”

话语一落，吴石留下了他的小女儿在哭泣。随后，伴随着两声抽泣，他和两个特务一起坐进了黑色轿车的后座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国民党的情报单位在处理完“吴石、朱枫”案件后，于1950年7月在香港的一本名为《新闻天地》的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，文章题目叫做《破案始末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详细介绍了吴石被捕的经过。

不过，根据1994年谷正文写给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编者的一封题为《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》的信中提到的，在保密局逮捕吴石之前，吴石已经在前一天服用了许多安眠药，在被捕的时候还试图用左轮枪自杀。

如果谷正文说的这些话是真的，那么吴石被抓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——

吴太太被带走后，吴家的房子被特务严密监视。吴石发现情况不对，那天晚上他吃了安眠药想结束生命，但很快被特务发现，他们冲进来阻止。吴石在清醒时又拿出手枪，再次尝试自杀，但手枪被特务抢走，最后他被逮捕了。

吴石被捕后，被单独关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的保密局监狱。这座监狱原来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作为军人监狱使用的。牢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，通风极差。特务通过频繁的审讯，有时甚至持续24小时以上，还有“轮番审讯”，试图摧毁他的意志。

据参与调查的国民党官员李资生回忆，吴石的案件是最棘手的，“他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配合调查，始终拒绝回答问题”。

据说，吴石在保密局的监狱里受到了很多残酷的待遇。

在纪录片《沉默的荣耀》中，特务使用了一种残忍的手段，那就是将竹签钉进吴石的指甲缝里，企图以此逼迫他交代情况。然而，吴石从头到尾只说了八个字：“死不足惜，自由可贵”。

《星岛日报》曾报道，吴石在受审时遭受酷刑，被灌入辣椒水，导致左眼永久失明。

2009年，台岛的一个狱友刘建修讲述了吴石被特务粗暴地扔进牢房的情景。当时吴石身上伤痕累累，皮肤上有的地方红肿，有的地方发紫，腿也肿得很厉害。这些都表明吴石遭受了严重的暴力对待。

根据吴石在监狱里的笔记，从3月5日到4月7日，他经常被审问，每次审问都让他特别紧张，心里感到非常难受。结合其他囚犯说的“断了三根肋骨”和“皮肤变成红紫色”的伤痕来看，可以推测他遭受过持续的毒打和电击。

在遭受酷刑时，吴石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。

吴石将军在敌人劝降的威胁面前，始终坚定不移，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。他用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，坚守自己的信仰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所有。面对敌方头目毛人凤的劝降，后者承诺只要写下悔过书就能恢复原职，甚至还能去日本接受治疗，但吴石却在纸上用鲜血写下：“死不足惜，自由可贵”，并加了一句：“来世仍选此路”。